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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88岁了，出身贫苦农民家庭。从1949年6月被选为村农民协会委员起，我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让我们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好起来，1953年5月加入党组织后，这一梦想更加强烈。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我心想事成、梦想成真。到如今，改革开放40年，我当年工作过的义乌经过历届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6.6万元和3.3万元，连续多年位列全国县（市）第一，人均储蓄额、每万人汽车拥有量等12项指标也位列浙江省第一。百姓走向了富裕，这是我最欣慰、最高兴的事。

1982年5月，组织上把我从衢州市（县级市）市委书记任上交流到义乌县任县委书记。当时，衢州穷，义乌更穷,“七山二水一分田，粮食高产贫穷县”“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就是当年义乌的真实写照，一个县的财政收入不及杭州地区的余杭一个镇；衢州人均有一亩多地，自然条件好，粮棉油、农副产品都较丰富；而义乌土地贫瘠，资源匮乏，人均只有四五分地，农村不少地方连饭都吃不饱。

我调到义乌工作时，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推行，群众经商的要求强烈，义乌的稠城镇和廿三里镇已经自发形成了小商品市场。但“鸡毛换糖”一直被视为“盲目外流，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有关部门又怎么也禁不住、打不倒、关不掉、赶不跑，成为义乌的一个大“包袱”。

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力？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于是，一连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组织党委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再组织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机关干部下基层，采取召开座谈会讨论、个别交谈等形式，面对面地听取意见，系统地开展调研。由于我初来乍到，人们一时还不认识，所以我去调查时，群众敢反映真实情况，我也就获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

调查越深入，我越觉得在人均耕地很少的义乌，农民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从事小商品经营以积累生产资金、贴补生活，实在是件好事。于是，我根据调查中得出的结论，在一次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提出了看法：“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一大优势……”当时干部群众议论纷纷，反响强烈，有人高兴，有人担心。我就通俗地摆出了自己的理由：就拿鸡毛换糖来说吧，义乌货郎走南闯北，千辛万苦，一家一户地去用糖换鸡毛、鸡内金。回来后，将上等的鸡毛出售给国家，用以制作日用工艺品；差的用作传统肥料，提高粮食产量；收购的鸡内金出售给医药公司作药品。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在系统深入的调查面前，县委常委们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认为应该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但是，在当时既无明确政策又无先例的状况下，县委要开放小商品市场是要担很大风险的。一些同志难免会有顾虑，我很理解，作为县委书记，我必须有非常明确的态度。为了实现富民梦想敢不敢从实际出发担当风险？我扪心自问。很快我果断作出表态：尊重群众首创，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为了百姓利益我宁可不要“乌纱帽”而回家种田。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和县工商局、相关区镇干部也在工作中同舟共济、共担风险，并于1982年9月5日，以“稠城镇小百货市场”之名开放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群众设摊经营从地下搬到了地上，从不合法成了合法。

市场开放了，政策出台了，但是观念的改变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1982年下半年，在当时金华地委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组织义乌乡镇党委书记及以上干部到温州去考察，学习温州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在阅读了许多国内外城市经济发展的资料后，我又学习借鉴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1984年10月，我们正式提出“兴商建县”口号，生意可做了，通过做生意富起来不要怕了。

义乌商业全面发展起来，市场的繁荣、兴旺与当时交通状况的矛盾又突显出来。当时，“天目山”牌三轮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车程和运力等都很有限。面对着如此繁忙，且还在不断增大的人流、货流量，我找到上海石化总厂领导请求支持。很快，义乌县政府出了两辆客车，上海石化总厂出了两辆客车，还有另一个单位也出了两辆客车，组成了一个“三联运输公司”。客车放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并直达杭州、上海等地，大大方便了南来北往的客商。

我还向上海铁路局提出扩建铁路义乌站的建议。经过历届义乌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如今铁路义乌站已从过去的三等小站发展成为上海铁路局举足轻重的一等站，成为浙江省唯一的铁路临时对外开放口岸。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兴起、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波折是关于税收制度的问题。当时，我国仍延续着过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时的税制——“八级累进税制”，即经营得越好，税率也就越高。由于市场的迅猛发展，这种税收政策和传统的征管办法遇上了新的难题：上千个摊位，几万人加工、经营小商品，商品种类多，价格随行就市，有的商品上午卖1元，下午则卖1角，很难凭税票征税。再加上当时市场经商的个体户资本少，做的是小买卖，薄利多销。所以，税务人员收税难，他们“南征北战”苦不堪言，而经商户也怨声载道：税收干部收税像抓贼一样。好多市场经营户直接找我反映这一情况。

县委、县政府组织力量搞调查，我也找了财税部门的同志多次商讨。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既有利于小商品市场发展，又有利于国家税收增收的办法。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后，义乌推行“定额计征，源泉控管”税收征管办法，纳税人除了“上缴国家的，留足市场的，余下的都是自己的”。这一“点石成金”的举措，不仅解决了小商品市场征税中的难题，公平了税负、稳定了秩序，也增加了税收；这一创造，为义乌市场可持续发展挖了个“大金矿”，不断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淘金者”，“要致富，到义乌！”一时成为南来北往客商的口号，为义乌市场后来成为“全球之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是成就义乌“小商品，大世界”的奥秘所在。

（本文是2018年9月2日谢高华写给《义乌不能忘记谢高华》一书的作者之一、同济大学市场经济研究所义乌研究中心主任何建农的亲笔信，由朱庆先整理，刊发时有删改。）

谢高华被誉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接生人”。1982年8月，义乌县委、县政府毅然作出一个大胆决策：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随即，简陋的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诞生了。谢高华于1984年底调任浙江衢州，1995年退休后在衢州安享晚年。义乌每年举办小商品博览会期间，都会派专人到衢州将老书记接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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