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10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本报记者谢云挺

10月23日下午，“改革先锋”、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谢高华同志因病抢救无效，在杭州的浙江医院逝世。记者从谢高华的家人处证实了这一消息。

谢高华接受本报记者（右）采访

谢高华，1931年11月出生，浙江衢州人。1982年4月至1984年12月期间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的义乌是“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的贫困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经包产到户的义乌农民开始从事各种副业，在城里逐渐自发形成小规模的路边摊市场。但是，当地一些部门因上级对能不能搞自由市场还没有明确定论，仍把这些路边摊市场视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谢高华认真吃透中央精神，从群众的实际需求和现实问题出发，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果断决策开放第一代市场，支持农民经商，催生了如今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谢高华接受本报记者（右）采访

富裕起来的义乌百姓也从未忘记他。从1995年起，每年的义乌小商品博览会期间，众多市民自发组成车队在义乌高速公路出口处，举着横幅、手摇拨浪鼓欢迎谢书记“回家”。

义乌商人和群众，自发组织到高速路口迎接这位老书记“回家”。王建明 摄

2017年岁末，新华社刊发《义乌老干部谢高华勇于担当获百姓赞誉》的调查报道，引起浙江省委主要领导的关注，并作出批示，称赞他是“敢于担当，积极作为”的好干部，并指出，“新时代新作为同样需要我们的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随后，本报以《离开义乌30多年，这位退休厅官为何仍有这么好的口碑？》整版报道了谢高华勇于担当敢为先的事迹，引起强烈反响。

2018年12月，本报刊发关于谢高华的两篇独家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其中，《谢高华：改革者也是思想者》挖掘了通往义乌市场奇迹的“临门一脚”背后深水潜流的思想交锋。《谢新彪眼中的谢高华：叫父亲有时太沉重》通过儿子谢新彪坦诚直率的讲述，揭开了谢高华锐意改革的背后，家人令人动容的理解与支持。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谢高华同志作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本报记者（左）到医院看望病中的谢高华

谢高华：改革者也是思想者

来源：2018年12月16日《新华每日电讯》成风化人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荒

■历史总是以惊人的巧合宣示使命：今年11月26日，谢高华入选党中央拟表彰100名改革开放杰出对象名单；而34年前的同一天，一纸调令将他调离义乌

■ 与其过度聚焦于那些早已标签化的改革成果，不如沿着深藏于人物故事之中的思想脉络，追寻激励改革者砥砺前行的观念更新历程。这些通往义乌市场奇迹的“临门一脚”，更多源于深水潜流的思想交锋，而不是由表面压力汇聚而成的机缘巧合

■ 谢高华自称一生犯过很多错误，在痛苦中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最大的错误是“共产党要我为人民服务，我却弄得老百姓没有饭吃！”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大道理后， 让老百姓吃饱、穿暖、有钱花，就成了他思考与行动的逻辑起点

2018年10月20日，谢高华参加义乌小商品市场旧址公园揭幕仪式。王建明 摄

谢高华身材瘦削，相貌平常，烟不离手。

与闻名全球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相比，听说过谢高华这个名字的人，恐怕连个零头都不够。这位当年冒险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县委书记，主政义乌仅两年零八个月，却被当地民间一直感念至今。

历史总是以惊人的巧合宣示使命：今年11月26日，谢高华入选党中央拟表彰100名改革开放杰出对象名单；而34年前的同一天，一纸调令将他调离义乌。

这个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国家最高荣誉，首次从国家层面肯定他“催生了义乌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为全国小商品市场的改革发展树立了榜样”。

几个月前，88岁的谢高华在衢州寓所，接受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的专访。按照谢老的起居习惯，专访从下午两点钟开始，一直到夜里12点半结束。除了晚饭时间外，连续9个小时的交谈，这位耄耋老人竟毫无倦容，令人惊异。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中）在谢高华家中采访。 邹跃华 摄

谢高华不仅思路清晰，记忆力惊人，还是一个会讲故事的高手——他把那些亲历的重要事件，用对话和场景串联起来，不动声色地融入自己的讲述之中。

一切改变都是从观念开始的。以整顿市场的名义开放市场，靠市场机制的力量疏通关卡，用定额征税的策略兴商建县，义乌市场早期独特的发展之路有着深刻的国情印记，也彰显出改革者谢高华的使命担当与远见卓识。

与其过度聚焦于那些早已标签化的改革成果，不如沿着深藏于人物故事之中的思想脉络，追寻激励改革者砥砺前行的观念更新历程。这些通往义乌市场奇迹的“临门一脚”，更多源于深水潜流的思想交锋，而不是由表面压力汇聚而成的机缘巧合。

谢高华一口夹杂着北方口音的衢州土话，连本地人都很难听懂。幸亏衢江区委宣传部请来同行邹跃华帮忙“翻译”，采访才得以顺利完成。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些傻事不能再干了。”在回宾馆的路上，记者脑海里浮现最多的，就是这句当时居然听懂了的衢州土话。

于是，便有了改革者也是思想者这个更有张力的主题。

谢高华爱好书法，退休后经常义务为群众写春联。图为谢高华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的寄语。记者刘荒 摄

“一把刀”杀猪，生人骨头熟人肉

1949年5月6日，衢州城宣告解放。这个穷人翻身的日子，对12岁开始当长工的谢高华至关重要。时隔这么多年，他还清晰记得这一天。那年，他刚好18岁。

“根红苗正”的谢高华一路进步，从老家横路乡贺邵溪村农协委员，升任为杜泽镇团委书记，后来又被选为地方干部“苗子”，送到省委党校脱产培养。当时，区级党政机关以上领导岗位，全部由南下转业干部担任，亟须培养地方干部队伍。

1956年，谢高华任衢县杜泽区委书记，一干就是10年。这位深信“农民的儿子就要为农民办事”的基层官员，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开始了独立思考的思想历程。

“大跃进”时期，各地粮食产量都在“放卫星”。衢县一位副县长坐镇杜泽区，要求搞百亩高产田，任务不落实，工作组就不走。为了达到高产目标，区里派人到外地学习取经，最后勉强搞了10亩样板田。

他们参照外地典型的经验，有样学样，用高度密植的方式栽种稻谷。由于庄稼密不透风，只能用鼓风机来通风，甚至还要给稻谷做理发、洗澡等特别护理。几个月折腾下来，竟连一斤稻谷都没打出来。

“关键是去参观的人没有告诉我，人家是稻谷熟了才栽到一块儿的，小孩子当然可以坐到上面玩耍了!”谢高华不堪回首的一句话，揭开了那张全国闻名的高产丰收景象新闻照片的谜底。其实，当年参观者不可能知道这个“关键”。

谢高华书记   王建明 摄

遇事喜欢动脑子琢磨的谢高华，开始思索这种荒诞的闹剧为什么会上演，并暗下决心：“这种劳民伤财的傻事，以后不能再干了。”后来曾有人说，谢高华当年执行上级政策很坚决，大炼钢铁时也很坚决，但后来就开始有自己的一套了。

为了解决群众没有饭、菜、油、豆腐和猪肉吃的问题，谢高华决定自己下去蹲点，而且一蹲就是五年。当时省里号召集体养猪，规定一头猪只给80斤饲料，大队和生产队都养不好。他就组织党员带头养，自己也在家里养，可照样还是养不好。

“这个猪要拉出来杀的时候，瘦的比狗还跑得快!”谢高华觉得这个政策行不通，悄悄改了个办法：把生产队的小猪买来，分户给老百姓私养。还出台新的激励政策，如多1斤分量给3斤粮食，一石肥料换两斤粮食，农民养猪积极性一下子高涨起来。

当时，这个“私”字是不能出现的。谢高华他们商量了好几天，最后起了个“公有户养”的名号。他发现那几个集体养猪养得好的典型村，主要是饲料供应有保障，没有普遍性，所以不具备推广价值。

为了新品种繁育，他们还从欧洲引进了种猪。“文革”时红卫兵把种猪杀了，给老百姓分肉吃，人们一边吃肉一边骂娘。谢高华回忆时笑着摇头，“当时有人批判我，说谢高华什么都是外国的好，连猪都是外国猪好。”

谢高华自称一生犯过很多错误，在痛苦中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最大的错误是“共产党要我为人民服务，我却弄得老百姓没有饭吃!”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大道理后，让老百姓吃饱、穿暖、有钱花，就成了他思考与行动的逻辑起点。

说起义乌“一把刀”杀猪的故事，一点都不比小商品市场开放来得轻松。

义乌是金华火腿的传统产地之一。为了控制猪肉销售渠道及火腿生产原料，只允许食品公司屠宰厂“一把刀”杀猪。老百姓养的猪不能自己杀，必须拉到屠宰厂统一屠宰，群众意见很大，找不到地方讲理。

新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在向县食品公司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忍不住问对方：金华火腿的历史悠久，又不是食品公司创造的品牌，凭啥只能你一家生产呢?人家自己养的猪，为啥必须也得由你来杀?在另外一些场合，他还以自己女儿买肉为例，说营业员知道是县委书记的女儿，每次都会多给一些肉，别人的骨头就会多一些。

“刀都有眼睛了。食品公司卖肉的人，熟悉的多给你肉，不熟悉的就剩大骨头了。”谢高华不相信这么大国家只能“一把刀”杀猪，他决定放开生猪屠宰市场。

这个看着不起眼的小事，却差点捅破了天。一位主管副省长召集农业厅、商业厅等部门，听取义乌汇报为何取消“一把刀”杀猪，会还没开到一半就吵起来了。虽然省里意见也不一致，最后还是决定先把这个事情停掉。

“义乌在浙江中部，中间开花怎么了得?”谢高华被省委主要领导找去谈话，虽然没有严厉批评他，但要求推迟放开市场的时间。谢高华只得表态说，推迟几天是可以的，但市场还是要放开的，可以晚一点，慢一点。

后来，他自己也有过反思。认识到放得太快确实也有问题，“比如说主管副省长是要保证供给的，这块东西都没了，整个体系都要变了。这位领导还来过义乌，提出我给你一些自行车什么的，你别给我搞这些事了。”

不过，当时省市领导中也有支持谢高华的。时任金华地委书记厉德馨私下问他：“高华，你要不要投降?”鼓励之意不言自明。在谢高华的坚持下，没多久屠宰市场就彻底放开了。

计划经济体制重围下“开闸放水”，仅靠政治勇气是远远不够的。此前省里就有人告诫他，原料在我手上，再搞就把原料给你停掉。这回人家还真的兑现前言了。谢高华没有办法，又跑到省城找对方汇报，“原料不给我不行的，我这里国有企业改制，没有原料生产怎么办?”经过一番软磨硬泡，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翻两番”目标，关掉红灯开绿灯

早在担任衢县县委书记时，谢高华就发现计划经济有一个缺陷——统购统销指标脱离实际，卡得太死。当时衢县一年只产8万担柑橘，统购上交就要6万担，赶上歉收年景，农民很难完成统购任务。航埠的农民吃不饱，有的讨饭到了省城。

更有甚者，还发生过这样的丑闻：村干部迫于完成统购任务的压力，竟把一个老太太绑在院里的柑橘树下，强行摘了人家用来换点油盐的橘子完成任务。

“死命令是我们下的，不能再干这种蠢事了!”谢高华自我反思的同时，对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计划感到失望。柑橘统购与市场的差价里，就有这些讨饭农民的口粮。他开始为橘区农民打起了“铁算盘”：在完成国家计划前提下，柑橘哪里价格高就往哪里卖。

消息传开，外地人纷纷跑到衢县来收购柑橘，几乎高于统购价格一倍。农民收入大幅增加，讨饭的人陆续都回来了，当年国家定购的6万担柑橘任务却没有完成。国家统购计划这个前提，在市场价格机制作用下，失去了原有的刚性。

谢高华书记   王建明 摄

这件事被一家中央媒体当成反面典型曝光，并与辽宁农村一位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境界做对比——人家号召农民宁可自己不吃，也要把最好的苹果卖给国家，还同时配发了“比比谁的风格高”的短评。

“不光破坏国家计划搞市场自由化，还破坏工农联盟基础，这个帽子挺大!”谢高华呷了口茶水，足足沉默了半分钟。

如何看待计划经济，谢高华有自己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必须搞计划经济，不搞计划经济政权不能巩固。但时间一长，如果继续搞单一的计划经济，就会搞到死胡同里去。”

他刚调来义乌时，不是上班就是下乡，连理发时间都没有。县里有一家国营理发店，用谢高华的话说，“我几点上班他几点上班，我下班他也下班了。”好不容易赶上下班没关门，他进去叫声老师傅，人家连理都没理他。

后来，他找到一家私营店理发。店主不光手艺好，人也热情周到。一有客人进店，吃饭都会放下碗筷，赶紧给人家理发，帮人节省时间。谢高华在义乌工作期间，一直都在这个店理发。有人就拿这个说事，说谢书记连理发都不去国营店。

谢高华也不客气，在一次大会上公开表态，“这样吃‘大锅饭’的国营理发店，散伙越早越好!”

1983年2月初，途经江苏来到浙江考察的邓小平，与浙江省委书记铁瑛、省长李丰平等领导谈话时问道，江苏到1988年前后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浙江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听到铁瑛等人表示“翻两番”不成问题时，邓小平非常高兴，提出江苏、浙江恐怕要多翻一点，不止“翻两番”。

与全省“翻两番”的发展目标同步，谢高华开始谋划义乌靠什么“翻两番”?从义乌县情实际来看，农业带动能力弱，人均可耕地不到半亩，水稻产量也翻不了两番；工业缺少支柱产业，没有什么像样的企业，短时间很难有大作为。

他也曾想过搞工业，尝试后发现推不动。当时，义乌最有名的一家工厂是红旗电视机厂，主要生产黑白电视机。谢高华决心很大，想给它改造成彩色电视机生产线。他跑省里、进北京，结果一无所获，人家“省里还要保杭州西湖电视机厂呢”。

眼看着这个兴衰皆由计划经济主宰的工厂走向没落，谢高华深感国有企业改革的复杂艰难。他只能做一件好事，就是给厂里的子弟在义乌安排些出路。

既然有形的资源不行，谢高华再次把目光聚焦到已经放开的小商品市场上。

几百年来，义乌农村有鸡毛肥田的传统。每到农闲季节，农民就会将饴糖和生姜糖自制成“敲糖”，挑起货郎担，摇响拨浪鼓，走村串户换取鸡毛等动物毛发给水稻作肥料。

改革开放前后，货郞担里增加了针头线脑、纽扣玩具等小百货，交易物品也由“鸡毛换糖”变成小百货买卖。一些专为货郞担在当地配货的小摊贩，开始在廿三里镇和稠城镇聚集形成小商品市场的雏形。

从鸡毛换糖“投机”到自由市场“倒把”，这个“资本主义尾巴”越长越长。有关部门采取了禁、阻、限、关等措施，依然打不倒、关不掉、禁不住、赶不跑。虽然中央文件号召“发展多种经营，要集体与个人一齐上”，各级政府部门仍强调要“按计划办事”，开放市场找不到政策依据。

1982年3月，义乌县召开两次研究市场问题的县长办公会，也讨论过全面放开、彻底关闭或集体冲掉等方案，但争论激烈，没有人敢拍板。一个月后上任的谢高华，不但拍板给小商品市场发放“准生证”，还提出后来著名的“四个允许”为城乡经济松绑。

“小商品市场是一大优势，要想办法发挥，不能把搞活的经济搞得死死的!”谢高华在县委常委会上一锤定音，关掉红灯开绿灯。当年，湖清门市场摊位爆满，每市交易人数少则3000多人，多则达5000余人，成交额较上一年增长221%。

义乌小商品市场强劲增长的势头，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这也使谢高华联想起“文革”被关在石灰窑里时，从马克思的《资本论》注释本中读到一句话：从产品到商品是一个惊险的跳跃，跳得过去就实现价值，跳不过去就没有价值。

谢高华书记  王建明 摄

这使他从中领会到产业发展的运行逻辑——虽然第一、二产业是创造财富的，没有第三产业实现整个循环，仓库里面产品就变成了废品。因此，不能小觑第三产业，它完全有这个力量去实现翻两番。

义乌“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终于被“翻两番”的国家目标激发出来。1984年10月，义乌县委、县政府正式提出要“以贸易为导向，贸、工、农相结合，城乡一体化，兴商建县。”

“当时有的地方工业立县，有的地方现代农业建县，还有的地方时髦一点——科教兴县。我们反复推敲后提出兴商建县，就是要制定最符合义乌特点的发展道路。”谢高华说。

此前，他曾读过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所著的《激荡的百年史》，对日本明治维新提出贸易立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印象很深，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个话他是不敢讲的。

“定额税”风波，放水养鱼为哪般

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等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不同，推动义乌改革开放的动力更多来自于民间。改革开放初期，成千上万洗脚离田的义乌农民，在既缺乏资源要素支撑、又没有政策资金扶持的条件下，创造出连经典经济学理论都难以解释的发展奇迹。

从1982年仅有459户小百货摊贩的县城马路市场，到2017年成交额高达1226亿元的中国小商品城，一个由“鸡毛换糖”演绎的源头故事，已被“世界超市”的宏大叙事所替代。义乌小商品成就大市场的草根逆袭，得益于顺应民心，释放民欲，焕发民力。

水大鱼才大，这个道理通俗易懂。但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严格控制的财税纪律，加上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地方政府“放水养鱼”的说法，大多都是一句空话。

对于义乌小商品市场来说，谢高华不光“开闸”而且“放水”。水大鱼大的市场经济规律，使义乌市场在迭代扩张中保持活力。这也是它长盛不衰的秘诀之一。

义乌市场开放初期，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问题也一个比一个棘手，特别是税收管理矛盾突出。一方面当时实行八级累进税制，赚钱越多交税越多，偷税漏税现象时有发生；一方面市场上人多货也杂，价格随行就市，很难凭税票计税。

按照当时批量购销的规定，一次成交额达到30元以上者，就得到市场管理部门开发票，交管理费。一段时间以来，税收干部频繁突击抽查，苦不堪言，商贩们被追来赶去，怨声载道。

谢高华深入小商品市场调研，看到“很多商品都没有价格，也没有发票，往往上午一个价，下午一个价，如何收税成了一个大问题。这样继续搞下去，连生意都做不成，还哪来的税收?现在要‘放水养鱼’，不能‘杀鸡取蛋’。”

谢高华与主管副县长陈正兴商量，得想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既要执行税收政策，又要让利给农民。陈正兴和税务部门研究后，提出将营业税和增值税两税并一税，试行“定额征税”办法，即对每个摊位设固定的计税额，目标额度之外的营业收入不再计税。

“跟农民打交道，要把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办法去处理。这样不但能调动生产积极性，老百姓心里也高兴。”对这个“定额计征、源泉控管”的办法，谢高华打心眼里赞成支持。虽然他知道拍这个板有风险，却没想到引发了一场震动很大的“税收风波”。

“定额征税”试行后，卖鸡蛋的老太婆不用开发票了，个体商贩税负也降低了，周边市县的小商贩们蜂拥而至。据统计，“放水养鱼”当年的税收竟比两年前提高了3倍。

在此期间，有人向省里写信告状，对义乌这种做法提出批评。一位来义乌采访调研的新华社记者，认为这种“定额征税”的做法简单易行，对各地搞活市场也有借鉴意义，就通过内部刊物向中央高层做了反映。

很快，财政部就有了明确态度，认定“定额税”属于税收包干，违反税法政策，要求浙江省严肃处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作出批示，由省财政厅派员到义乌调查，并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

调查组通过几天调查走访，听取各方面意见，也找谢高华谈了半天，最后在调查报告中给出结论，大意是“办法可行，欠妥，在实践中完善。”

与以往犯“错误”受到的批评不同，这次谢高华确实感到压力很大，也做好了接受处分的准备。虽然是让利于民，方便征管的税收创新，毕竟被定性为违反税法了。他从调查组人员口气中，也能感觉到省领导压力也不小。

后来，省里又专门听取“定额征税”汇报，也没有进一步追究。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谢高华，却“好了伤疤忘了疼”，仍然坚定不移地推行“定额征税”，极大地受惠于民。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第一代经营者，直到现在提起这件事，没人不竖大拇指。

改革者必然在争议中前行。从衢县的“柑橘事件”到义乌的“税收风波”，谢高华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帽子”没少戴。有的“帽子”既不知道怎么扣上的，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摘下来。据说，针对他的告状信少说也有一麻袋。

这位深谙讲话分寸的老人，言及仕途中的个人际遇，总是轻描淡写，并无怨言。不论记者如何追问因由，他都始终守口如瓶，既不评价组织决定，也不臧否同僚下属。这种政治自觉与人情练达的境界，远非常人所能达到。

谢高华书记  王建明 摄

1984年11月26日，谢高华被免去义乌县委书记职务，平级调任金华地委农工部长。有人认为这次调动与税收风波有关，没处分他说明省里领导在保他，不挪动一下没法跟上面交代。也有人说县委书记是省委管的，农工部长是地委管的，这属于明升暗降了。

谢高华则既不赞同，也不在乎，认为义乌的派性问题解决了，县委班子人员配齐工作理顺了，县域经济发展也找到出路了，省委交给自己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

结果还不到半年，金华地委撤销并进行区划调整。省领导征求他意见，问他到西(衢州)还是东(金华)。谢高华还是和过去一样，只说了一句“东也可以西也可以，听组织上定了”。

后来，他被安排到衢州市任常务副市长，一直到退休再没离开过衢州。这次属于提拔，似乎印证了此前省里保他的说法。

从当年离开义乌至今已经整整34年了，义乌老百姓对谢高华的感念之情，却越来越深厚。自从1995年第一届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始，他每年都会受邀来参加“义博会”。每次到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义乌商人和群众，自发组织到高速路口迎接这位老书记“回家”，已经持续了整整24年

有一年，有100多台豪华奔驰组成的车队来接他。人们甚至打出“谢天谢地谢高华”的标语，来表达对这位义乌市场奠基人的感念和敬意。

谢高华自己却从不这么看。每次面对人们的溢美之词，他总说这样一句话：“义乌市场不是我脑子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义乌人民创造出来的。”

没有改革开放，一切都无从谈起。

往期报道：

离开义乌30多年，这位退休厅官为何仍有这么好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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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先锋”谢高华之子：叫父亲有时太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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